深度 | 中国医药创新：这是冬天，还是夏天？

在原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因“疫苗事件”引咎辞职1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决定，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的空缺由该局局长张茅兼任。9月25日，张茅向组织做出表态：积极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随后，作为市场监管总局直属的国家药监局，也在发声。26日，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在出席2018年全球监管科学技术学术研讨会时，给出了“四个不动摇”的新提法：要坚持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不动摇；坚持全面从严监管不动摇；坚持全面推进智慧监管不动摇；坚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动摇。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自然会细究上述“三个环境”“四个不动摇”，字与词，句与段，前与后，轻与重。

在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国家医保局组织“带量采购”两大事件之后，中国医药创新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尽管现在判断中国医药创新的光明与晦暗，为时尚早，但两极分化，已呈现出苗头——

一边是靠仿制药养创新药的上市公司巨头面临巨大挑战，一边是“全球新”的海归初创公司则将继续获得政策和资本的双重加持。

冬天：不确定性，丝丝冷意

“在乍暖还寒的时候，经济环境似乎让创新者感到一丝冷意的时候，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坚持到最后。”在第三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期间，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感慨。

在药监政策方面，健康点此前报道过，在疫苗案爆发后，8月16日，中央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引咎辞职。此后的业内舆论最担心和反复讨论的是：2015年以来启动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会不会出现保守回潮？会不会重演上一轮“药监地震”郑筱庾案之后的审批效率变低、注册申请积压？

为此，宋瑞霖联合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教授，以及中国药科大学吴晓明教授在《NEJM医学前沿》上撰文，呼吁“新政必须继续”。该文提到：“三年来，中国的药品监管改革触及了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不可避免地牵涉了一些人的利益。但事实证明这一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实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值得各界高度评价和鼎力支持。……再大的风雨都不应当成为我们半途而废的理由。”

9月18日宋瑞霖接受健康点访谈时透露，本文刊发之后，各级领导都看到了，反馈都很正面。宋瑞霖说：“我们不能把一项改革寄托在某一位领导人物身上。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都体现在制度层面，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也已经转化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在中办、国办‘36条’中得到体现。所有改革举措都是已知的，剩下的就是贯彻落实。”

“毕井泉引咎辞职肯定对医药创新有影响，但不会有大的影响。”宋瑞霖说，“九曲黄河十八弯，奔腾滚滚向大海。我相信，不改革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肯定是没有未来的。”

药监政策是远虑，医保政策则是近忧。健康点了解到，10月起，国家医保局即将正式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涉及4个直辖市，7个副省级或计划单列城市。据健康点此前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这11个城市的市场容量，预计约占国内相关药品市场60%的份额。

一位投资创新药品种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直言，受国家医保局组织的“带量采购”影响，整个行业影响的市值大概5000多亿，而医保资金只节约了2个亿，值得商榷。该董事长所指的，是受宏观经济、中美贸易战、“带量采购”等多重因素影响，A股、港股医药板块一度出现大跌，恒瑞医药、石药集团、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均受到影响。

最考验医药上市公司的，恰恰是扛过政策利空的耐久力。三一创新风投基金创始合伙人尹正表示，这三家企业都从传统制药企业转型至创新药研发，采取“小步快跑”策略，不是一下子就建立“全球新”的管线，通常是用销售传统管线的自有资金来养活创新药。如果这些上市药企的传统业务因医保政策利空而出现收入端、利润端大幅下降，很可能影响到下一轮创新药投资的现金流。而早期创新药研发恰恰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行业。

百济神州中国总裁吴晓滨在近期一场论坛上抛出问题：我和医保有关的领导探讨过这个问题，医保是“保基本”还是“保创新”。中国有14亿人，本来医保费用就很紧张，如果创新药来了以后，一个创新药用掉的医保基金可能是“保基本”的无数倍，怎么办？

对于吴晓滨的提问，吉利德中国总裁罗永庆给出了创新药企业的“标准答案”：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已经明确，基本医保要聚焦基本医疗需求，同时用发展的眼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罗永庆建议，借鉴价值医疗理念，如果一个医疗服务或者治疗方案是有价值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那就是基本医疗服务。不能单纯从价格高低判断是不是“基本”。因此，保基本跟创新药医保报销，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冲突。当然，如何确保医保基金的可持续，真正平衡“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需要各方的勇气和智慧一起来探索。

但国家医保局和医保专家认为，“带量采购”不应该为股市大跌“背锅”。中国药科大学医疗保障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峰告诉健康点，之所以股市出现这么大的波动，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和贸易战，即使与带量采购有关，也不是因为此次的31个品种的采购，而是对后续可能的采购范围扩大（包括地域和品种）预期的反映，但这是建立在不必要的、过度悲观解读的前提下出现的。他反而认为，对于仿制药起家的本土创新药企业，如果能通过一致性评价，并成为“带量采购”中标品种，有非常大的可预期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同样在上述论坛上，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胡正国则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准入环境差别：美国一个新药上市以后，第二天马上销售额来了。因为新药上市之前，支付方式已经谈好了。而在中国，新药进医保目录、进基药目录、进招标采购目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问道，要想让中国医药公司的估值远远高于美国的估值，能不能支撑住？

宋瑞霖表示，无论是医疗、医保还是医药主管部门，最终目标都是实现患者利益，我们要不断填补空白，实现临床替代，让患者用得起、用得上新药、好药。医药创新界要加强能力建设：一方面，创新药疗效有显著突破，开发更多的首创新药（first-in-class）；另一方面，国外原研药的专利一过期，就要快速复制到中国，实现仿制药疗效可替代，生产出高质、便宜的大众药。
　　

夏天：从“追风少年”到“御风而行”

虽有寒意袭来，但投资界还沉浸在收割创新药果实的丰收喜悦中。

9月，在第三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的期间的一场内部沙龙上，早期投资人为2015年之前“抄底”投资到的一批优质的生物技术创新公司满面红光。截至目前，超过30家尚未盈利甚至还没有新药上市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正在港交所排队等待IPO。上市狂欢也开启一批资本收获的盛宴。

元明资本管理合伙人田源表示，中国过去40年经验来看，经济是周期性运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将又是一个坎儿。在经济下行期，不与经济周期同步的生物医药板块是理想的“避风港”。

作为一家行业外巨头，资产规模达到4000亿元的中航信托董事长姚江涛坦言，大多数信托公司投资传统业务，只参加房地产行业论坛。在后工业化时代，如果依然关注传统行业（工业、房地产），而不关注生物医药，就跟不上时代。因此，中航信托要提前布局。

新鲜血液还在不断涌入。作为中国最大的研发外包（CRO）公司，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胡正国透露，今年上半年，公司增加了811个新客户，很多公司名字从来没有听过，都是新创建的生物科技公司。

前不久，梁怡从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肿瘤业务部负责人任上跳槽到再鼎医药，担任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他也感叹，自己跳槽后发现，在传统企业和跨国药企之外，中国还有一类企业，拥有最新理念的生物技术机构。

健康点发现，这类生物技术机构又细分为两类：一类是重点院校、科研院所下设的药物研究所及其所设立企业，假设新药产品列入国家“863”“973”计划，具有独创性且知识产权（IP）完善，将对投资机构具有稳定的回报预期。一位投资人打趣说，这类项目就算有钱，不如不托关系，也照样投不进去，投进去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投资机构树立品牌。

另一类生物技术机构的商业模型更为市场化，在一级市场也更为活跃，通过资本能力快速形成创新优势，类似于信达生物、亚盛医药、康希诺、瑞博、迪哲，等等。正因此，尹正从投资了上述多家公司的生物技术投资“国家队”国投创新离职，自建了一家生物技术早期风投基金。“我们需要当‘听风者’，想要投资的不是‘追风少年’，而是‘御风而行’的人。”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融资近300起，涉及金额约为54.6亿美元，较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生物医药、基层医疗、生物技术的融资金额位列前三。

不过，田源提醒道，2018年，全行业基金募资比去年下降了70%。新药研发公司融资过程中要想谈出一个理想价格，面临很多困难。

但尹正提到，生物技术投资也出现了“二八定律”下的两极分化，头部的风投基金会出现超募，被洗牌的是专业能力不足的风投基金。

尹正坚持认为，新药投资仍能发现大量优质标的。他举例说，2008年，借助中国与欧美国家新药3~5年的上市时间差，本土创新药企业更多是选择已被确认的靶点，快速针对中国本土的庞大市场设计品种，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获得新药许可，但这一品种有可能无法在欧美市场获批上市，因为可能与欧美国家的原研药存在专利纠纷，或者是“头对头”的临床表现上存在差距。

与十年前相比，尹正说，今天，中国生物创新药更多选择的是新靶点、新机制，属于“全球新”项目，同步在中美两国报批，这些专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既可以反过来专利授权给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跨国药企，也可以自主开发新药并在欧美销售。

这些“全球新”的创新药作为独家品种，不太容易受到医保准入、集中采购的价格施压，也得到了国家药监、卫生健康部门在审评审批、临床应用方面更大的鼓励。

下一个春天：创新周期律

在第三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主论坛的结尾，主持人请圆桌对话嘉宾用一句话展望中国医药创新。

“中国生物医药的明天更加美好。”这是创新药在研管线数量在中国仅次于恒瑞医药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院士的回答。

“中国生物医药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全国政协副主席、免疫科学家何维的回答多了“一定”两个字。

当时，台下一位企业界听众小声耳语：“明天一定会更好，我也同意。这是多久之后的明天呢？今天会不会变差。”与科学家沉浸于研发新政的喜悦不同，企业家更关注的是，回报兑现的大小、快慢。

2018年下半年起，医药创新板块高增长的预期，正出现回调的趋势：从长生长春疫苗事件到国家医保局组织“带量采购”带来的不确定性；再到免疫治疗药物近期扎堆上市引发价格战担忧。新药研发中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是步步惊心：9月27日，金瑞斯生物科技（01548.HK）因旗下公司南京传奇生物CAR-T治疗被传“造假”而一度大跌40%。

实际上，经历了2015年以来的政策红利期，无论是创新药的“创新成色”还是市场环境，中美两国差距仍然巨大。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于明德提醒道，国家新药重大专项实施以来，一共批了29个新药，其中体现新靶点的只有西达苯胺一个。于明德进一步说，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药品市场，但在十大畅销药品种中，美国有七个生物药，中国一个都没有，反而有了一些疗效并不确证的所谓“神药”。

谁是下一个股市巨头？经济学家巴曙松在近期一场论坛提醒听众，十年前，港股最大市值的中概股是中石油（最高8.7万亿港元），十年后，最高市值公司变成了腾讯（最高3.8万亿港元）。他发出设想，什么时候，生物医药公司的市值能够名列前茅。

医药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也是存在周期的。改革开放40年来，从合资生产到自主生产，从创新剂型到创新专利，从化合物“小修小改”到“全球新”，从化学药到生物药再到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但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提醒，在每一轮创新周期，在创新药大爆发的前夜，都有政策制定者释放出充满不确定的信号，也都有企业家、投资家因为不够坚定而撤资离场。

创新药红利早在2009年就被设想过。当时，“国家千人计划”启动并吸引海归科学家回国创业，中国新一轮医改刚刚启动，人们热盼不依靠“带金销售”的创新药实现崛起。那一年，今又生公司被视为“全球首个基因治疗药物”而获得资本青睐，但因为发明人（科学家）、控股股东（资本家）之间爆发冲突，一度被国家药监部门吊销GMP证书。上述资深人士表示，在医药创新生态尚未构建完毕之际，任何创新成果，都极不牢固，往往随风而逝。

为提高政策确定性，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在母校北京大学告诉国际药物工程管理（IPEM）2018届硕士们：“中国的健康产品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几次大的变革，但始终不变的就是“局”！为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要跳出“点、线、面”的局限，从更大的格局来思考中国的药品监管。实现药品监管的伟大变革，必须坚持科学监管。科学监管既涉及产业、产品、研究、监管等领域，也涉及技术、制度、理念、战略等问题，同时更涉及到“保底线”与“促高端”的方面。”

对此，吉利德中国总裁罗永庆给出美国医药创新生态环境的三个秘诀：第一，国际化人才，第二，注册和监管环境，第三，有一个非常正向的激励和回报支撑。